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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上半年求稳下半年求健

发布时间:2019-10-13 05:13:15

  宏观经济:上半年求稳,下半年求健

  宏观经济:上半年求稳,下半年求健

  ——着力营造企业盈利的良好市场环境

  “软着陆”正成为现实

  从2005年初开始,中央提出实行双稳健的经济政策。从操作层面上理解,所谓“双稳健”——就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有意识地延续2004年已经执行的调控政策。“双稳健”本身作为一种政策,首先强调的是一个“稳”字,也就是暂停积极进取型的政策操作模式,转而用静观的方式对待经济运行过程。因而整个上半年,除了出手抑制房价、调控电力产能无序增长外,政府基本没有出台新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电力产能过滥的发展以及房价过度的投机进行抑制,是对市场机制失灵的纠偏,按经济学的一般观点,这属于单点介入式管理,不是宏观调控的内容。对此,我个人以为——影响整个经济运行的局部问题都也应该纳入宏观管理的范畴,否则宏观管理就没有执行力。西方经济学限定的几种市场调节手段,有时不大管用,所以多几种调控手段就意味着可供选择的方案更多,对经济运行过程的管理也更有效,这是一个应该深入讨论的问题,不简单地归入学术定论的范畴。

  到今年的六月份,消费价格已经明显回落,增长率连续三个月走回到了1.8%以下。这说明宏观调控预期的“软着陆”,正成为一种现实迎面走来。目前这个结果之所以能够称作软着陆,其“软”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消费物价、投资增长、货币供应的回落过程延续了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从开始调控到上半年确认见效,共经历了十五、六个月的时间。整个调控期内,物价、投资增长、货币供应的整体回落趋势是明确的,其与政策的响应特征也是明显的——从去年四月份调控措施开始实施,到去年七月份各指标就开始见顶回落。从效果上看,主要经济指标的回落速度也是适当的,中间虽有波动,但没有任何一个指标出现突然大幅度回落的现象。这个过程平稳的让人感觉到有点沉寂,除了统计指标在逐月走好外,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并不感觉到有多大变化。而正是这种静悄悄变化的风格,最有效率地表达了经济软性变化的特征。

  二是消费物价、货币供应量、投资增长率等主要经济指标从峰顶下落的过程是有先有后的,不是全部指标突发性地同时反转。经济指标数据上的交错回落模式,将经济着陆的整个过程慢,镜头般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提供了一个高清晰度观察经济走势的机会,也为经济学家们争论宏观经济提供了良好的素材。上半年一方面GDP增加值9.5%、出口增长32.7%、消费增长速度加快,原材料价格仍在高位、投资反弹的压力已然存在,另一方面消费品价格走低、货币供应量偏低,企业利润下降。对于这些相互矛盾的数据,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这个现象正好是软着陆的一个标志。如果大家观点一至起来的时候,往往是所有的指标已经一边倒地趋向一至了。那个时候宏观政策就只能是对运行结果的补救,而不是对运行过程的监控了。

  三是所实施的有保有压的政策,在实施初期效果可能并不立竿见影。前几个月经济指标的临界波动,特别是增长率的攀升,让国内外关注这个问题的人都感觉到调控的力度似乎不足。而实际上,鉴于前几次调控的经验,政策的锋芒是不能太过直接,且力度也不能过大的。如果政策当时就见效,今天经济界争论的问题可能不是“偏冷”与“偏热”了,而是在争论如何进行通缩治理了。

  解读经济运行过程的四个问题

  现在我们对经济运行过程给出的这些相互矛盾的信号,进行合理解读呢?提出以下四个观点供讨论:

  【其一,关于消费价格与经济走势的关系】

  从消费价格回落的趋势看,二季度有了与前期不同的变化率,下降速度可能比预想的要快。从一季度平均3.8%直接降到了二季度的1.7%,六月份更是降到了1.6%的水平。中间似乎缺少了一个中继性的过渡。许多人据此认为经济运行趋势变化的拐点到来了。因为两组数据较大的差异预示着——变化的加速度增大了。再加上消费价格指数下降到了2%以下,虽然还处于正常的范围内,但数值本身已经靠近通缩范围了。变化趋势快、又接近通缩区的事实,很容易主导人们从数理逻辑上得出一种判断——走向通缩的可能性增大。但这种出于纯粹数理逻辑的判断,是忽略了经济运行过程真实细节得出的结论,因而至经济学诞生到现在,定量判断的准确性都很低。这时,就有一个如何看待和评价价格走势的问题。

  关于目前消费物价下降的现象,如下解释应该是合理的——消费物价走势取决于产品成本与消费者意向。因为工业产品的数量相对于今天这个特定的消费结构是过剩的,同时也因为产品功能的可替代性、种类的多样性都降低了消费者对产品需求的紧迫性。由此抑制着物价上升的冲动,使上游产品的涨价不能很好地传导到消费品价格上。此前人们预期的成本推动型通涨并没有出现,相反消费物价还在逐渐走低。数据已经清楚不过地说明,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经济走势与物价的正向相关性正在逐渐地减弱。这就提醒我们——消费物价用作判断经济运行趋势的指标时,准确性和可靠性都要大打折扣了。

  实际上,消费品价格走低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长期的趋势,它并不是从2004年、或现在才开始的,而是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了。去年消费物价的波动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所致。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逐渐消失后,消费物价又恢复到了长期走低的正常轨道。同时,在去年消费物价指数上涨的时候,工业产品的价格也没有一同大幅度上涨,这也说明消费品价格的长期趋势与生产过程是不同步的。这时的消费物价,可以更多地看作是一个单纯由消费者意向决定的参数。

  这个现象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而言,有着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说未来的宏观调控应该主要地关注原材料价格的走势,兼顾工业品价格走势,而可以将消费价格放在次要的位置。从这个观点出发,由于原材料价格仍然处于高位运行状态,投资增长速度维持在较低水平一段时间是必要选择,让原材料价格继续回落一段时间,为下一次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留足空间。二是说这个指标的走低并不是坏事,因为这时的消费物价与增长率的关系开始钝化。即使经济增长速度快一点,也不会产生多少负面的影响。

  【其二,关于企业效益降低的问题】

  导致企业利润降低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高投资率导致了基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二是在既存产能已经相对过剩的情况下,新增产能更加剧了产品的过剩,2004年以来产品库存都在20%以上,这要比前几年高得多。投资增长过快造成的结果开始显现。由此导致了消费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走势的背离,严重地消蚀了企业利润。三是无序竞争没有带来多少技术进步,却导致了企业生存环境的整体恶化。

  宏观调控视野内的企业效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紧缩性的经济政策对缓解产能过剩有利,通过经济政策以及行政手段抑制投资增长速度,即期性地改变第一个原因,使得原料价格降低,避免硬性地撞击资源约束瓶颈。但是紧缩性的调控也会降低即期需求。使得已经形成的产能无法释放,加剧产品的过剩负担,使得企业负债、库存大幅度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提高企业效益的办法就不能总是在投资拉动这个圈子里打转,需要对消费结构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

  关于企业间的竞争导致效益低下的问题,必须从现实角度给予关注。这个时候,建立《反不正当竞争法》可能更为急迫。从企业生存的角度考虑建立的法律,要比建立一套恶化企业生存环境的《反垄断法》更有意义。技术进步的角度讲,在导致今天中国产业技术发展落后的因素中,历史因素可能远大于竞争因素。我国家电业发展的过程中似乎可以发现——竞争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是有限的,特别是进入价格竞争的状态时,企业现金流开始短缺,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会严重降低。

  【其三,关于增长与通涨关系的看法】

  去年GDP增长9.4%,通涨只有4%;上半年GDP增长9.5%,通涨只有2.3%。这是最佳的组合形式。由此自然想到一个问题——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增长率与通涨率之间如何组合才是科学的呢?

  全排列通涨率与增长率的关系有四种模式:一是低通涨高增长——比如物价指数只有1%~4%,但是GDP可以达到10%或更高的增长。二是高通涨高增长——比如物价指数超过5%,但增长速度更高达到10%~12%。三是低通涨低增长。四是高通涨低增长。显然低增长的形式,无论通涨高低都不是理想的选择,因为社会生活中太多的问题都必须在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下产能获得解决。而高增长高通涨的状态对经济运行过程造成伤害,带来太多的不确定性,属于高风险的发展模式,也不是理想的选择。

  权衡这些发展模式可知:最理想的发展模式就是低通涨高增长的模式,这也就是“平稳较快”发展理念的技术性内涵。“平稳”讲求的是经济运行过程的振动幅度要小。“较快”讲求的是增长的速度要快。两者之间不是对立的关系,平稳并不否定较快的发展速度。

  确定经济增长与通涨具体数值,实际上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问题。它更需要从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需要出发,从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出发考虑问题。 “八九不离十”的发展速度,实际上是不能满足我国就业、脱贫、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的。最低的估计——GDP增长率大于12%时,社会问题才能有效缓解,普通劳动者的生存压力才能较大幅度地改善。而且,面对今天国际国内的现实环境,越是快速发展就越能降低时机成本。

  保证经济增长速度在百分之八九的水平。并且在这个水平上,逐渐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最终达到通涨率控制在5%以下,经济增长率12%的水平。这是历史赋予今天每一个中国人的不可回避的。其具体操作途径是——在未来的五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渐进式地逐年增加。以今年百分之九为基础,明后两年达到百分之十,而再一年达到百分之十一,最终达到并维持在每年百分之十二左右的水平。

  对此,需要我们首先回答可能性的问题——这样的发展模式是现实可行的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有六个方面的技术支持:

  一是消费品价格长期走低趋势的现实,为“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在中国人的记忆中,经济过热与消费物价的上涨是紧密联系的,这是一个影响了几代人的历史性结论,也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更是一个经济学的既定结论。但是眼前已经发生的问题是较快的增长对消费物价的上涨影响逐渐减弱。这个事实,似乎对我们已经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明确的挑战。因为从建国以来的经济史看,每一次发展冲动都被无情的通涨洪水淹没,从上世纪代50年代以来,发展速度主要地受到了消费物价上涨的制约。今天,消费物价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制约已经逐渐消失,这就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一个先决的条件。

  二是原材料涨价不向下游传导,市场定价机制开始真正成形——有了这个稳定的定价机制,市场交易的有效性会显着增加。由此产生的效益在于三个方面:不同产品、不同行业间的价格差异开始趋同;不再发生以通涨形式抵消购买力,进而扭曲生产与消费关系的问题;投入产出信息的有效性开始增加,效率会大幅度地上升。这是市场经济建设十几年来形成的一个巨大的成果。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在未来20 年机遇期内,将增长率12%作为发展规划,让高级消费快速地走进每个普通中国人的家门就是现实的。2004-2005年的发展已经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实例——工业化速度、城市化速度较快的省份,经济增长的速度就大于12%的水平。低通涨高增长是经济发展史上一个常见现象——当生产一侧的效率大于消费,而消费结构的调整速度又比较慢时,都会产生这种现象。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初期,也大都面临过这个现象。这个时期是社会财富聚集速度加快,扩大工业受益人群的有利条件。快速的发展对缓解三农、解决贫困问题是十分有利的选择。快速发展发生是走过这个历史阶段的唯一正确选择,否则就会在这个关口前止步徘徊。

  三是我国物价调控手段和能力超过自由经济国家——设定一个适当通涨范围,对物价进行系统性的人为干预。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检测和预警,对超出范围的通涨进行调控。以人为方式主动影响价格,让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钝化,一如消费物价逐渐钝化于经济增长一样。这里的人为影响不是主观意向的影响,而是对市场价格的合理管理。比如房价、电价等。

  四是经济高速发展没有生产技术、组织等方面的制约条件——从技术素质上说,我国工业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可以商业性地生产汽车、家电、载人飞船,这就说明世界上绝大多数构成生产消费主旋律的工业产品,我国都可以生产,生产技术已经不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我国工业的组织效率也在逐渐提高,从既有的工业素质上看,建设一个与发达国家类同的工业生产体系,没有任何不可跨越的制约条件。

  五是需求问题的解决过程要容易的多——现在的全部问题就是由于需求不足造成了整个生产过程的停滞,解决了需求问题,投资和生产的增长就会顺畅起来。而需求问题的实质——就是一个产品分配过程,受制于资产阶级经济观念,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很有难度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从物质产品分配角度出发解决这个问题,那是得心应手的。通过一些具体的政策解决的问题,没有任何硬性的制约条件。

  六是发展资源瓶颈是可以突破的——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要想突破这个瓶颈,较快的发展速度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也是一个必要的选择。这里的道理——就如一条河。假如这条河上有一个狭窄的区段——瓶颈口。当流量较小的时候,这个瓶颈口没有作用,而当水流加大的时候,这个瓶颈就成为一种障碍。这时候就面临一种选择——永远控制水流在瓶颈允许的范围,还是拓宽这个瓶颈建立一个新平衡呢?这个瓶颈的拓宽方法就是水流冲刷,保持在瓶颈的允许流量内,这个瓶颈的拓宽效果几乎没有,这个瓶颈就永远维持原来的模样。而加大流量到其极限的状态,这个瓶颈口才会逐渐被拓宽。这时如果顾及太多,中国就很难成为一个发达国家。这里,如果国民收入比作水流,而资源、技术、市场限制就是瓶颈。当经济增长处于瓶颈的紧约束态时,就相当于有了可以冲刷瓶颈的流量。而只有经济处于偏紧状态运行时,现实中的我们才知道要干什么。需求也才能够以更高的效率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时候的市场满地都是机会,而相反的状态时,则市场上的机会稀少,发展速度慢的主要原因在于不知道干什么能够赚到钱,这就是发展效率的损失。

  【其四,关于投资增长率的问题】

  投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而且投资增长是一个可控度较高的指标,所以在现阶段,调控经济增长速度的最直接、最主要手段就是调控投资增长率。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将调控政策的触发点放在投资增长30%~40%之间是一个合理的选择。这是因为——投资总量今年1-5份增长了26.4%。投资增长幅度比去年以及前两年百分之四、五十的水平明显降低。而这个结果就导致了上游企业利润开始降低,这就是说这个经济指标明显偏低了。

  但是当投资增长速度达到40%以上时,生产资料价格就会增加过快。这两个方面的实践结果,提供了一个较实用的调控目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保持在大于30%,小于40%的范围内。当投资增长率降低到30%的时候,政府即时给出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信号。当大于40%的时候,即时给出收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信号。这就是说——今后当任何一个时间点,统计数据出现了超过上限的情况就立即进行紧缩性的调控,而当出现超过下限的状态时,就立即进行扩张性的调控。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当投资增长率的统计指标向下运行接近32%的时候,货币政策开始积极运作,低于31%的时候开始积极的财政政策。当大于38%,开始紧缩的货币政策,39%开始紧缩的财政政策。这个操作模式可以在整个“十一五”期间内实行,成为一种成规,按季度或者按月进行定期的评估,提出下一个阶段的政策取向,以小幅度、连续性的政策调整,保证政策输出的稳定,从而使得经济增长速度也稳定下来。选择30%~40%的投资增长率,也受历史数据的支持——二十几年来,中国的投资增长率平均在37%的水平,这是中国经济一支独秀的根本原因。

  2005年下半年经济管理措施的建议

  稳健的含义中,除了强调“稳”以外,还有一个方面强调了“健”。稳定的一面达成目的之后,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经济调控的目标就应该更多地——“求健”,所谓“求健”就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追求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健康体制、健康指标。具体地讲就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操作——比如调整物价、选择性支持或抑制措施,着力营造一个企业易于盈利的市场环境。为此,应该进行的具体工作是:

  首先,确立有利于宏观经济发展的科学政绩观。在许多时候,我们的政绩观是建立在可见的硬性条件建设上的。比如漂亮的大楼、宽阔的马路和广场、灯火通明的城市夜景。但是当我们真正理解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时,一个城市最大的政绩将不再是这些表面的内容了,而是更加高级的形式。这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市民是不是易于生存下去。具体内容主要包括——贫富差距、就业难度、医疗体系的覆盖率、城市化率、教育体系的健全程度、房屋的价格、工资水平、养老保险、城市的政治清明程度、法制执行体系健全程度,等。而这些实际内容实际上都是与人相对应的社会生产供给形式。能够建立自然人的需求与社会供给之间良好对接关系的,则当地经济就会快速发展。如果这种对接关系失调的,搞些招商引资的工作,就是没有意义的表面文章。考察一个地方的干部时,我们不必去听那些天花乱坠的报告,也不用看那些高楼大厦,只要找些老百姓问问——“生活得是不是安居乐业”就会有最直接的答案了。那些楼堂馆所建设起来没有什么难度,只要将城市周围的地卖了,再从各种国家或地方财政收入中搞点钱谁都可以做到。比较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差距,最大的不同点不在于硬件的建设水平上,而在于上述软件建设水平的差异。我们要建设一个和谐的小康社会,最应该做得工作就是——如何扭转许久以来已经不断下降的消费牵动力,这也正是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前沿课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我国服务业大幅度落后的状态就会有所改善。

  其次,让所有人的住房需求得以实现。对于今天的城市居民来说,未来最重要消费的三项内容就是——住房、汽车和社会保障。作为城市住房供给来说——房价上涨的真正原因在于供给能力有限。这取决于我们的土地政策、原材料价格消费政策三个方面的影响。从土地政策上讲,我们应该学习日本人。他们能够在东京地区聚集5000万人,中国这样广大的面积,其实并不缺少土地。对于土地而言可以这样考虑——在大城市周围农村土地进入城市的过程,不是耕地的减少。因为城市的人均土地使用效率永远高于农村。只要农民真正进城,则城市化过程中的耕地就会自然地多起来。现在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最佳的方法——应该是土地换住房,将城边土地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被征地地农民在城里购买住房。只有进城的人多了起来,才是对耕地真正有效的保护。所以,加大城市土地供给是城市化最可行的、最现实的选择。不要用小农经济的心态看待这个问题,而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才能有出路。从消费政策上讲,政府的全部作用就是——不能让这个行业贵族化,使城市成为有钱人的城市。城市化需要的是中低收入者能够依靠自己的收入走进城市,过分的市场化就会阻断这个正常发展的通路。最终由于资本的牟利特性,将社会需求割裂,形成两级分化的状态,从而断送中国发展的机遇。所以应该继续使用强力手段抑制泡沫房价。有三点可以加大消费的具体措施可以立即实行——国家出台新强制性的税收政策,对售价在一定数值以上的房子,累加增收交易、购买、建筑施工税收,并且提高相应建筑的贷款利息。消解高档住房的高额利润,使不同种类的住房利润相当。将这部分税收以补贴的形式发放到每个适龄人口的住房消费帐户上,成为对住房需求人员的直接补贴。政府还可以用技术性规范规定住房土地使用效率、开发范围、住房结构,调整住房消费速度。

  第三,开始着手建立全民性的医疗保障体制。政府出台、出资进行医疗保障制度的合理改造。让更多的人看得起病,形成消费热潮。

  第四,进行教育资源的大面积整合。降低教育成本,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的有效性。

  第五,逐年按比例增加农民种粮收入的直接补贴。保证农民收入的稳定、连续增长。在粮价不可能继续上涨的情况下,直接补贴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法。

  第六,绕着构建都市圈和产业群的发展方向,投资一批公共设施。

  两句题外话

  第一句——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我个人以为宏观经济的管理方式应该发生一些改变——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应该逐渐规范化。从调控措施的实施角度说,本次调控方法应该总结成为一种规范。所谓规范就是形成一个固定的程序,比如——当经济指标接近边界时首先发出政策信号;其次进行准备金、利率的调整;接着始调整财政政策。然后行政政策的介入;不行则运用法律形式介入经济运行过程;最后组合上述调控措施的几种进行调控。总之预先准备一套现成的方法,视经济运行情况逐渐加码实施,对经济运行的调控就更加有序。规范的方法在一定的意义上就代表着效率,它可以成为统一社会认识的基础构件。避免在关键时刻由于各方面意见不统一造成政策性的犹豫。将调控方法规范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为以后的经济调控所借鉴,这也是政治文明的一个建设过程,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走向技术化的必经之路。

  第二句——对于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需要尽快地突破思想上的禁区。如果我们的经济学理论不是简单地进行理解和消化,而是进行面对现实问题的创造,这个时候许多问题就有了并不复杂的答案。这就需要我们的经济学家,研究一些课题——如何在稳定物价的状态下,逐年拔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使增长速度平稳地达到12%以上——这才应该是发挥经济学家能力的地方。除此以外,还有诸多现实的问题实际上不是我们经济学关注的问题——起码是找不到类似问题的直接答案。比如将宏观调控当作一个工具时,如何让这个工具变得精确、灵活?面对经济运行状态,我们如何才能不是被动地应付,而是主动的干预?面对人口压力、对于三农困扰的我国经济,如何创造一个快速、高效的发展环境。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只要转变以下观念,立即会产生超越性的成果。中国人并不愚蠢,我们何必不自己想一些与实际相关的问题呢?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界一个心理阀限,对经济过热的敏感远大于对其它问题的敏感。客观地讲,对于超过10%以上的增长速度,与其说是经济运行体系有了不可承受的过热,不如说是我们的认知心理上有习惯性的敏感更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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